企业家名人故事:烟草大王褚时健的传奇人生-中考作文

2021-05-04 15:16发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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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  少年时,他义无反顾地参加革命,却因反右不力被打成右派;60多岁时,他坐拥年创利税近200亿的红塔帝国,说话如“圣旨”,被尊称“老爷子”,后却因贪污罪被判无期徒刑;84岁,他再次成为拥有35万株冰糖橙的亿万富翁,但却始终摆脱不了曾经“烟草帝王”的阴影。这个曾被报告文学形容为像太阳一样灿烂的男人,淡然外表下的内心,似乎没有一个人能触碰到。   烟草帝王带小甜味的烟叶   1979年,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褚时健被委任到濒临破产的玉溪卷烟厂。尽管已经到了“知天命”的年岁,但这个曾经扛过枪、当过干部、搞过企业、犯过“政治错误”的饱经风霜的“老人”,却在破败式的烟厂里,开启了大跃进式的革命。   1986年,褚时健兼任了玉溪烟草公司经理和玉溪地区烟草专卖局局长,加上把农民的烟田变成烟厂的“第一车间”,他一手控制了产、供、销三个环节,并狠抓产品质量。   “当时我们厂就直接从烟农那里进原料,我们的原料一出来,震动全国,美国人给我们鉴别质量,仓库门一打开,便能闻出味道不一样,烟叶的香气中还带点小甜味,这样的烟叶是高品质,他们就说我们占据全国75%的高档烟市场有道理。”褚时建2010年接受凤凰网杨锦麟专访时,回忆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时激动地说道。   于是,红塔在这样的体制构建下开始“腾飞”。到九十年代中期,他已经“把一个地方小烟厂做成了亚洲第一,世界第五的烟草帝国”。固定资产从几千万元发展到70亿元,年创利税近200亿元。“红塔山”卷烟品牌无形资产被评估为332亿元。有中央领导甚至称它为“印钞工厂”。   自此,褚时健成了中国的“烟草大王”,全国最红的国企红人。他的政治荣誉不胜枚举:云南省劳动模范、全国劳动模范、全国“五一”劳动奖章获得者、全国优秀企业家、全国“十大改革风云人物”等等。   他甚至成为烟草行业的“教父”。某卷烟厂请到他去“传经送宝”,红地毯一直铺到厂外很远。他点石成金,大笔一挥就把你变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。得到他的批条,就等于发财。各路烟商、官员和干部子弟,各尽所能,演绎出种种生动的故事。他的女儿去广州,有多少辆小车在机场硬生生地等着,抢着接机。一位作家仅仅因为跟云南这一片辽阔的土地有点熟路,便有人想通过他跟褚时健搭上线。   自此,“红塔帝国”的权力全部集中到塔尖——褚时健的话被形容为“圣旨”,重要的事情,尤其是批烟,全凭他的条子和电话。他有“至高无上的权威”,他身边人称他“老爷子”,其他人叫他“老板”。   阶下囚因贪污罪被判无期徒刑   1995年2月,一封来自河南三门峡的举报信,终结了这一神话。   据1998年1月新华社报道,褚时健的“女儿共索要和接受3630万元人民币、100万元港币、30万美元,妻子及其他亲属共收受145.5万元人民币、8万美元、3万元港币及大量贵重物品”。褚时健本人,后来被司法指控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。最主要的情节是,他把巨额公款直接划到自己的名下,其中一笔是174万美元,另一笔1156万美元。   但是,这个案子却在全社会引起了广泛的争议。   据当时新华通讯社的报道,要“法办”褚时健,“有些人感情上接受不了。不少人认为,褚时健……功劳太大了,过与功相比,算不了什么”。“有些人思想上有顾虑:查办褚时健,会不会把企业查垮了,影响企业稳定,影响云南的经济发展、财政收入?”   还是“中央纪委领导同志提出:对褚时健,‘过不掩功,功不抵过’”,为这个多少升华出了一点政治意味的经济案定了调。   但是,在经过长达四年多的调查以后,对褚时健的量刑却颇费周章,当时强调的,不是“以法律为准绳”,而是“判决一定要经得住历史考验!”(主审法官语)。   最后,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份据说是十易其稿的、被称为“现代法律文书的典范”的长达8000字的判决书,宣布褚时健因巨额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检察机关指控的一笔1156万美元贪污,“疑罪从无”,未作认定。   而按当时中国对贪污犯罪的“判例”,褚案涉及金额已经数倍于死刑。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褚时健宣判两个月后,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胡长清案的终审裁定:死刑立即执行。而这位江西省前副省长贪污受贿金额是人民币544.25万元,不明财产是人民币161.77万元,两项合计差不多褚时健被认定的一次贪污金额(174万美元)的一半。   褚时健后来有如此供述:“当时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。我想,新的总裁来接任我之后,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,我也苦了一辈子,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。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,不能白苦。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,还对罗以军(褚时代的红塔集团总会计师)说,够了,这辈子都吃不完了。”   因此,褚案引发了一个“59岁现象”,即官员“退休前捞一把”的讨论。   可即便如此,到近年,已经有相当有话语地位的过来人表示,“他的问题其实没有那么严重”,他“被判重了”。一些媒体人士甚至用近乎诗一般地语言对他表示同情、惋惜和为他辩护。一位论者曾这样写道——   1996年(褚时健被调查的第二年),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总裁的收入为885万美元,外加2500万美元购股权;迪斯尼公司总裁年收入是850万美元,外加1.96亿美元的购股权。如果按照同样的比例,红塔集团的销售总额距离世界500强并不遥远,作为红塔集团的最高管理者,褚时健所应得到的报酬要远远超过(法院认定的贪污和不明财产)174万美元。但是,他18年的收入加奖金不过80万人民币。他每为国家贡献17万自己才得到一块钱。   民间如此,官方亦然,2008年的最后一天,云南当地媒体发布的“改革开放30年影响云南30人物”中,褚时健排名第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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